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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9 10:46:08 微书网    参与评论


   

在老人们身后,不久前还完好无损的十二个字——“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已经残缺不全。

  (应要求,文中部分受访对象为化名)

  都市时报 记者 付静萍

  □本报记者 彭扬 实习记者 程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重大结构性失衡”,背后有经济周期转变、结构转型升级、外部环境演变等多方面成因,然而深层关键问题仍是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滞后,不适应经济发展新环境的客观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实施总需求政策适度稳增长的同时,把总体政策着力点更好地聚焦在力推关键领域市场化取向改革与机制创新上,由此释放我国经济潜在增长需求和增强经济竞争力,并推进技术、产业、经济结构更快、更好地提升。同时,针对内外经济形势演变,宏观调控政策组合也需调整加以应对。

  直面经济运行潜在风险

  中国证券报:在你看来,国民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情况尚未得到实质性改变的表现和原因有哪些?

  卢锋:新世纪最初十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重要成就,然而也形成一些不平衡、不稳定、不可持续的矛盾因素,退出大规模刺激政策后,这些矛盾与经济深度调整期新的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形成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表述的“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

  近年来,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就是产业结构失衡的明显表现。本世纪初,我国经济景气繁荣伴随出口可贸易部门超高速增长,带动钢铁、电解铝等上游部门进行快速投资和产能的空前扩张。这些上游部门投资周期较长和产能收缩调整能力较弱,在需求高增长阶段,投资扩张对于实现供求动态平衡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在国内外下游需求增长高潮过后,由早先乐观市场预期引导实现的大规模投资,形成了产能过剩压力。

  又如,新时期大城市房价看涨不看跌的环境因素导致局部资产泡沫化与结构失衡。在正常经济环境下,“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然而,受供地体制与货币信用扩张双重因素影响,一段时期以来,一二线大城市房价出现间歇性飙升,房地产估值泡沫化与投机性购房行为的互动作用,使得房地产炒作成为常态化现象。近年来,大城市商品房供不应求、价格飙升与大量三四线城市商品房严重积压、市场低迷并存,成为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的重要表现之一。

  再如,随着国内整体居民收入快速增加,市场消费需求结构出现快速演变,然而经济系统供给侧响应需求变动的能力和灵敏度仍较弱,导致市场有效需求不能被很好满足,表现为近年来大量消费者到国外网站进行线上采购与出国旅行线下采购。另外,近几年,经济调整期不同区域经济形式分化程度增加,长江中上游的中西部省(市)区增长表现较好,然而东北等北方部分省(市)区经济运行面临较多困难,也从区域角度折射出经济失衡的矛盾和困难。

  经济失衡背后有周期、结构、外部环境演变等多方面成因,然而深层关键问题仍是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滞后,不适应经济发展新环境的客观需要,因而应对的治理落脚点应聚焦在改革关键领域的现有体制与机制创新上。面对经济增速稳中求进,宏观政策在适度稳增长的同时,仍需保持定力避免大规模刺激。实践经验表明,大规模刺激虽能在短期内纾缓经济压力,但也会加剧产能过剩并掩盖结构性失衡问题,化解经济失衡问题要更重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激活和提升经济内在竞争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双重内涵

  中国证券报:今年的经济政策将以深化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卢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紧扣“改革”这个中心词,厘清这一概念科学内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点在于“改革”,逻辑重心是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性、机制性改革。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什么”的常识性理解同时也定义了其“不是什么”。首先,它不是常规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其次也不同于供给侧调控措施。

  观察近年来我国经济深度调整期形势的特点,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双重取向或内涵:其一,通过深化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好地为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保障和助推动力;其二,通过加强市场预算约束与宏观财经纪律,切实化解宏观经济周期扩张派生的失衡与风险,有效防控调整阶段资产泡沫新风险因素。加快关键领域市场化取向改革,培育经济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利用市场约束与出清机制化解资产泡沫因素与金融风险,构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双重内涵。

  第一重内涵强调,力推关键领域市场化取向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才能使我国潜在经济增长能力得以进一步释放,使得我国技术、产业、经济结构更好提升。以应对产能过剩难题为例,我国转型期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地方政府对属地企业仍存超越市场经济原则的过度行政保护,使得失去市场自生能力的企业难以退出;导致环境保护等方面执法落实未到位,难以化解僵死企业产能过剩,不利于供给侧变量更好地响应需求变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重新界定塑造政企关系与政商关系,通过市场、法治方法倒逼缺乏自生能力企业退出,综合解决产能过剩难题并助推结构调整。

  第二重内涵是通过加强市场预算约束与财经纪律,以治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防控资产泡沫化与过高杠杆化带来的金融风险,体现广义范畴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从国内外经验观察,对上述问题的消极回避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可取,采用大规模刺激措施只能拖延甚至加剧矛盾,务实合理应对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重视发挥市场预算约束和宏观财经纪律作用,借助市场出清方式,有序化解经济过度扩张与资产泡沫化带来的失衡因素与风险。

  中国证券报:从双重内涵角度理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我国改革开放时代发展实践有什么关系?

  卢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近年来我国现实经济形势客观演变发展提出的重大政策命题,其双重内涵体现在改革开放时代不同时期转型的发展与宏观稳定政策实践中。针对不同时期具体形势特点,勇于改革、创新机制,为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提供重要和基本的前提条件;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过度扩张失衡因素与通胀压力,在硬化预算约束与严格宏观财经纪律前提下,实施行之有效的管控措施加以调节消化。上述两方面政策实践取得巨大成功,也是在特定环境下由于多种原因遗留的不足与教训,成为贯穿改革开放时代的两条政策发展线索。

  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体制转型在农业领域、劳动力市场与特区开放领域开始破冰之旅,同时针对当时宏观经济过度扩张的形势,实施“调整、改革、巩固、提高”八字方针,包含对宏观失衡的紧缩政策组合。上述双向组合政策措施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实现历史性转折,体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内涵。

  世纪之交,经济运行受周期调整规律作用与东南亚经济危机冲击,进入减速下行压力较大与物价温和负增长阶段,我国实施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配套性投资政策稳增长,同时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既保持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支持,又防止盲目放松银行信贷”。在物价低迷甚至小幅负增长,即所谓的通货紧缩环境下,仍坚持不采取大规模放松货币信贷政策,代表了与美欧发达国家通货紧缩恐惧论学说和政策不同的应对。虽然这一政策对保持经济增速适度增长带来更多约束,但对转型期间较容易扩张的货币信贷刺激采取审慎方针,总体看,是为阶段性较彻底地化解通胀失衡矛盾发挥了关键因素。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经济在体制转型推动增长与宏观动态平衡可持续方面都交出了较好答卷。

  上述回顾具有多方面启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针,是针对近年来深度调整内外环境客观要求的产物,是针对深度调整期经济增长相对低迷形势提出的标本兼治应对举措,其概念内涵已超出应对当下经济具体形势的长期政策含义。回顾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几个较大周期发展阶段,一方面持续推进改革开放转型发展,另一方面硬化预算约束与严格财经纪律以保持宏观动态平衡,两方面政策实践是贯穿其中的两条线索,用不同经验内容折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重内涵的规律要求。就此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提炼。

  重在加快市场化取向体制改革

  中国证券报: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手段作用,如何在“三去一降一补”中平衡好市场与行政的关系?处理好改革与调控的关系?

  卢锋:“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目前经济运行突出矛盾的正确方针,有效实施上述方针需进一步探讨、厘清市场与行政、改革与调控的关系。回顾去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步实践,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采用的结构性调控手段较自如、主动,不过在关键领域改革突破措施方面仍有所滞后。近期经济形势演变情况显示,重视调控与改革滞后政策组合虽有一定成效,但难以根治经济深度调整期面临的重大结构性矛盾,甚至可能因“开对药方抓错药”导致出现更加复杂与困难的形势。

  例如,侧重采用行政管制手段强行减少产能与限制甚至禁止投资,虽在缓解产能过剩压力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市场需求回升变化后也可能会因供给侧反应不足,出现有关部门市场价格回升较猛情况,甚至在宏观经济分析领域引发经济“滞胀”的担忧讨论。又如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房地产供求失衡,对地方政府垄断城市商品房供地这个关键体制环节改革的滞后,可能出现房地产部门失衡“旧病未除又添新症”的不利情况。治理产能过剩与楼市失衡,如果过于依靠短期调控而对体制机制改革着力不足,不仅难以达到改革预期目标,还可能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信誉带来不利影响,甚至不排除出现需求回升与供给管控过严派生新一轮价格飙升的局面,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更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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